回顾 | 第五十七届“人大马哲论坛”|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格局及其理论气象
日期:2026-01-062025年12月29日下午,由黑料718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五十七届“人大马哲论坛”在人文楼600会议室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格局及其理论气象”,由中央民族大学“知行”讲席教授、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王海锋教授主讲,黑料718 副教授陈广思主持,黑料718 张文喜教授和刘志洪副教授围绕讲座主题进行交流分享。

讲座伊始,王海锋教授明确了梳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的核心意义。哲学学科素有“哲学就是哲学史”的特质,黑格尔强调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孙正聿先生认为“哲学是思想性的历史,历史是历史性的思想。”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要求下,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来的学术脉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不仅能厘清学科发展的历史逻辑,更能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夯实基础。这种学术梳理的核心目标,是在总结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找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向,而这一知识体系并非凭空构建,而是在长期学术史脉络中自然积淀,其标识性概念、重大理论成果已构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以此为基础,本次讲座围绕三大核心展开:一是哲学史书写的主体性自觉与自主哲学知识体系构建的内在关联;二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体多样”到“多样一体”的思想格局演进;三是构建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路径与时代使命。
王海锋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体现在理论创新的双重主体——党的领袖和领导集体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群体的辩证互动。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中,李达、艾思奇两位学者的贡献尤为关键,他们的理论研究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艾思奇的学术生涯可分为上海时期、延安时期与北京时期:上海时期的《大众哲学》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大众;延安时期,他深度参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交流与宣讲,尤其聚焦《实践论》《矛盾论》的传播;北京时期,他主持编写《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材,将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化并有机融入苏联哲学原理框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深刻影响了中国哲学教材的发展范式。人民大学庄福龄老师团队编撰的10卷本《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同样彰显了这种双重主体互动的学术传统。王海锋教授强调,历届党的代表大会纲领性文件与学术界的理论成果始终相互滋养,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诸多重大理论命题皆源于学术界的长期探索,并最终转化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生动体现。
哲学史书写的主体性自觉,是王海锋教授着重阐释的核心议题。孙正聿先生将哲学定义为“理论形态的人的自我意识”,强调哲学理论必然是哲学家以个人名义、民族性风格、时代性内容讲述人类性问题。因此,哲学史书写的主体性自觉,核心在于全方位把握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逻辑、历史阶段、思想格局与核心内容,清醒认知其独特的理论形态。这种主体性自觉不仅是哲学学科确立自身地位的关键,更是构建科学学术体系的标志——缺乏主体性自觉的哲学研究,难以形成独特的理论立场与学术品格。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确立历程,为这一观点提供了鲜明佐证。新文化运动前期,“中国是否有哲学”的争议广泛存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张岱年先生的相关研究,均致力于在西方哲学框架与中国思想传统之间寻找契合点,冯友兰先生更是将中国哲学界定为“有系统的关于人生反思的学问”,突出其伦理追求的特质。金岳霖先生则直面中国传统思想逻辑性不足的问题,提出通过补充逻辑维度确立中国哲学的学科属性。而艾思奇1957年的文献《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作为国内最早从哲学史角度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标志性成果,其最初便是为赴苏联宣讲毛泽东哲学而作的理论梳理,充分体现了哲学史书写与理论传播的内在关联。哲学史与哲学知识体系、学术体系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哲学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学术体系的不断完善。胡适先生曾言,哲学史是哲学家围绕人生切要问题展开的讨论、论辩与探索的历史记录,不同时代的哲学家针对同一问题提出的不同解法,共同构成了哲学的理论脉络。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阐释,奠定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分法的基础,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与三个来源的界定亦源于此。而俞吾金老师则提出不同见解,认为马克思哲学还包含重要的人类学维度,这一争议恰恰体现了哲学史研究的开放性与理论张力。黑格尔曾形容哲学史是“堆满着皑皑白骨的厮杀战场”,既源于哲学内容的无定性——人们对哲学的任务与目标存在多元理解,也源于其缺乏确定性答案的特质,与数学“1+1=2”的明确结论不同,哲学的辩证思维往往呈现“既等于又不等于”的复杂性,这种不确定性正是哲学的魅力所在,也是对理论思辨能力的考验。
标识性概念与重大哲学命题的提炼,是哲学理论创新的核心载体。王海锋教授提到,他曾在《哲学动态》发文专门梳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识性概念,这些概念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特质——从早期的“实践唯物主义”“矛盾论”,到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均是时代问题在哲学层面的集中体现。一个哲学家之所以能成为哲学家,关键在于提出具有独特性的标识性概念,正如“存在先于本质”成为现代哲学与传统本质主义哲学的分水岭,马克思“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论断,则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思辨哲学、知识论哲学的实践品格。重大理论问题的持续争论,同样推动着哲学的发展。国内学术界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讨论便是典型例证:恩格斯提出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被普遍视为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但部分学者则认为,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已发生转变。这种争议并非学术内耗,而是理论进步的动力。政治哲学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分支,其兴起与发展也离不开学术争议的推动,黑料718 作为国内最早设立政治哲学二级学科的高校,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平台,吉林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随后的跟进,进一步壮大了政治哲学的研究队伍。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体多样”到“多样一体”的思想格局,是王海锋教授阐释的第二个核心话题。这一格局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逻辑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逻辑互动的产物,历经三个关键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一体”、以毛泽东哲学为核心“多样”的理论奠基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最初聚焦唯物史观的传播与研究,李达先生翻译的大量日本相关论著,正是因为唯物史观对社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注,弥补了中国传统哲学重伦理、轻社会的局限。瞿秋白、孙中山等先驱对社会问题的重视,也印证了唯物史观的现实针对性,凸显其解释社会结构的理论功能。随着民族复兴任务的推进,理论重心逐渐转向唯物辩证法与认识论,核心问题转变为“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如何开展中国革命”。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突破教条主义与本本主义的束缚,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其看似“常识化”的理论表述,实则精准回应了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需求:在农民占人口多数、工业基础薄弱的国情下,如何厘清革命性质、明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处理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关系等关键问题。艾思奇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呼吁“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毛泽东哲学正是这种呼吁的集中体现,艾思奇评价其“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唯物主义、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等方面均有突破性贡献,形成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一独特理论形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进一步丰富了辩证法理论,将矛盾分析应用于社会治理,提出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划分,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的抽象表述,凸显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社会历史特质,阿尔都塞曾高度评价毛泽东对矛盾问题的重视,认为其实现了对经济决定论的超越。
第二阶段是思想解放推动下的学理化深耕与“多样”领域的部门哲学的拓展期。改革开放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化转向,学者们纷纷回归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在回应现实问题中挖掘理论资源。这一时期的“人学热”便是典型例证。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调动人的主体性,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道主义的理论,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80年代末,人的尊严、人的伦理等议题的讨论达到高峰。辩证法研究也呈现多元发展态势,从列宁“辩证法就是认识论”的传统认知,拓展出认识论辩证法、实践论辩证法、生存论辩证法、资本论辩证法、对话辩证法等多种形态。
随着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现实生活的多样性催生了部门哲学的蓬勃发展,这成为“多样”格局的重要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整体性转向领域性,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价值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公共性哲学等领域的新兴研究,均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理论内涵。此外,生态哲学、历史哲学等分支也纷纷兴起,形成了“一体”引领“多样”的生动学术生态。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代背景,成为这一阶段的重要节点。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学术开始直面资本逻辑的冲击与西方理论的挑战,初期学界对全球化多持负面阐释,担忧中国沦为西方资本的附属,而2008年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与技术水平的提升,学界对全球化的认知逐渐转向正面,这种认知转变恰恰体现了哲学理论与现实实践的互动。
第三阶段是纵深发展与“多样一体”的整合期。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入,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带来了重要理论资源,卢卡奇的历史阶级意识、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阿伦特的政治哲学等,改变了国内研究的智思取向、方法论原则与元问题设置,引发了重大的范式转换。但同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存在着“人头化”“影子化”的倾向。学术会议上学者各自聚焦不同国外学者的理论,缺乏有效对话;部分研究盲目追捧西方理论,将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等同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为此,他提出判断国外学者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五条标准:是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问题、是否借鉴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是否坚持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是否认为人类解放依赖于共产主义革命、是否相信存在超越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一阶段,部门哲学研究呈现纵深发展态势。人学研究紧扣时代脉搏,其主题从科学发展观、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生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类文明新形态,再到新冠疫情、人工智能、中国式现代化,清晰展现了人学理论与时代问题的深度绑定。政治哲学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2006年南开大学第六届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为主题,围绕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西方政治哲学的对话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标志着政治哲学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核心领域。此后,资本论中的政治哲学思想、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正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的比较等议题,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这种发展背后,是改革开放40年经济发展后,社会公平正义、“分蛋糕”等问题的现实诉求,哲学理论再次回应了时代的呼唤。

王海锋教授强调,“多样一体”格局的核心在于“多样”与“一体”的辩证统一。“多样”是指基础理论研究与部门哲学研究的丰富形态,“一体”则是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立场、基本原理与时代使命。这种整合并非简单的理论拼凑,而是在文献积累、学术积累、思想积累基础上,形成自主性、原创性、系统化、体系化的学术体系。当前,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人类共同价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重大时代课题,不同领域的哲学研究相互呼应、相互滋养,共同推动着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王海锋教授指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把握三个核心路径:一是厘清历史脉络,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明确学术创新的起点与方向,全面总结领域创新、理论成就与研究领域的拓展历程;二是强化思想对话,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良性互动,在对话中实现理论重构,避免封闭僵化;三是聚焦时代问题,将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重大课题,如生态文明、人工智能、数字算法、共同富裕、公平正义、数字化时代的个人隐私与权利保障等,转化为哲学问题并加以理论反思。王海锋教授特别强调三个“回归”:回归基础理论而非固守教条,回归中国话语而非崇尚西方学术,回归现实问题而非迷恋抽象思辨。哲学的理论创新,关键在于将时代问题转化为哲学问题,通过理论反思提出解决方案。例如,对于数字算法的伦理争议,不能仅停留在道德批判层面,而应深入探讨其对人的生存方式、发展权利的深层影响,将技术问题上升为哲学层面的人的问题。近年来,学者关注的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哲学,正是对金融化、文化全球化、消费主义、数字化生存等时代问题的哲学回应。
王海锋教授强调,哲学史研究并非替代哲学理论创新,而是为创新提供历史基础与理论资源。哲学史书写不是范畴与观点的简单排列组合,而是通过确定理论基础、思想坐标与建构原则,重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象,这一观点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引。
王海锋教授最后总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从部分认同苏联哲学教科书,到破除其理论束缚,再到改革开放后教科书体系改革,最终走向中国特色哲学学术体系构建的过程。这一过程以理论反思为主轴,以改革开放的实践逻辑为依托,以自然科学成果为支撑,以中西马哲学对话为路径,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品质。对于哲学学习者而言,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质,需要把握其历史脉络,关注学界在标识性概念、重大命题、代表性论证与方法论创新方面的成就;同时要树立理论自信,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中国以来,并非简单照搬照抄,而是在党的领导集体与哲学家群体的主体性自觉中,形成了丰富的创新性成果,这些成果构成了当代学术探索的重要起点。
在与谈环节,张文喜教授对讲座的历史纵深感与学术价值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清晰勾勒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坐标,如同为学者提供了精准的“GPS”,为找不到研究方向的青年学生提供了重要指引。他特别认同王海锋教授对“标识性概念”的阐释,强调真正的标识性概念必须具备深厚的理论深度与独特的问题意识,而非简单的概念炒作。马克思“揭示物与物背后的人与人关系”的命题,正是标识性概念的典范。刘志洪教授以牛顿“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名言为喻,肯定了王海锋教授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哲学创造离不开对过往伟大哲学家思想的继承,而王海锋教授的工作正是“攀登巨人肩膀”的过程——在梳理学术史的过程中,既展现了伟大哲人的思想高度与人格伟岸,也为后学者提供了登上巨人肩膀的阶梯。
本次讲座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

(整理/张天睿,图片/郭子辰)
